理念转变所涉及的核心要素，是证券监管部门通过自我革命，实现有限的审核权力，承担有限的审核责任，带来市场力量的崛起。

面对2007年8月9日开始的全球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崩溃，这三位具有不同背景、性情和知识倾向且对世界经济具有显着影响力的央行行长，在危机后的5年内采取的行动，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着显着的影响。（本文摘自巴曙松教授为尼尔•欧文（Neil Irwin）所著的《炼金术士》所作译者序，该书已于2015年11月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进入 巴曙松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金融市场 。

此次金融危机的这一特点也冲击了发达市场通常在金融市场发展上的优越感，引发了包括发达市场在内的全球金融体系的持续反思，同时自然也引来了新兴市场怀疑乃至批评的声音。整部著作的翻译耗时着实不短。欧文在这本书中运用大量生动的实例描绘了美联储在20世纪70年代和日本银行在20世纪90年代时出现的政策制定难题，痛苦、纠结、争论、妥协伴随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他们往往身兼数任，既是执掌国家金融决策大权的专家，又不得不成为卷入权力斗争中的政客，有时还被迫成为大胆冒险的赌棍，还原了一个个多维度的，或者说是有血有肉的中央银行行长。英格兰银行相比之下有些落后，而欧洲中央银行更是远远落后了。

欧文较详细地解释了欧洲中央银行在危机发展过程中提高利率的原因：对通货膨胀的过度紧张。默文•金和伯南克虽同是名校出身，但相比之下，却更多地被视为一位思想传统的经济学家。上世纪90年代那次过热后，政府花了多年的时间来清理，一直到2003年经济才恢复正常增长。

他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那么我们一调整人民币的定价制度，一下子就出现了震荡。樊纲认为，要进一步改进我国外汇体制，第一步就是不要再回到盯住美元的制度，而是与各国货币相关联，从而推动越来越多的国家因为储备功能而使用人民币，让人民币的国际化真正上升到新水平。中国真正的短板是直接融资。

樊纲说，中国资本市场高度欠发达，直接融资到现在占整个社会融资的比重仍然非常低，过去有些时候是2%--3%，今年也不会超过10%。本来我们正式的制度是盯住一个篮子，按照一个篮子实现浮动，但是最近几年又变成盯住美元了。

三是创新和技术革命， 以及企业创造力的发挥。度过这个周期后，中国经济会迈入下一个阶段正常的增长。银行应该只提供间接融资，提供流动性资本，真正发展的资金包括产权重组的资金都应该是直接融资来提供。经济能否增长一般取决于四个基本要素：一是劳动力和人力资本，这涉及到教育的发展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有观点称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边际效应会递减，需要结合供给侧改革做些必要的调整。上世纪90年代那次过热后，政府花了多年的时间来清理，一直到2003年经济才恢复正常增长。我们的通胀率一直较低。他说，人民币对美元很稳定，但是过去几年日元和欧元相继贬值，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包括澳元和加元，也对美元大幅贬值。

他说，现在正在清理过热的后遗症，产能过剩和债务问题等在周期意义上都属于过热的后果，还需要一定时期的调整。樊纲说，严格说来宏观政策是调节需求方的，而这些改革政策是调节供给方的。

这就使得盯住美元的人民币被严重高估，市场上就形成了人民币贬值的预期。这方面的改革通常被认为是一种长期的问题，不是短期内一下子就能解决的，不像印发货币对需求马上就有影响。

进入 樊纲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外汇体制 。今年汇率之所以波动性大， 就是因为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又回到了盯住美元的制度。从天使投资到风投到一轮一轮的PE，到IPO之前的投资，都是直接融资，这一块应该大力发展，包括民间私人的基金都应该积极发展。过去十年中，中国经济出现了两次过热，并且引发了大量的后遗症。他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他补充道：中国其实不缺钱，储蓄率将近50%，但是大量的钱怎么用好?让市场来决定资源的配置，使资本发挥更好的作用，也是提高供给能力和生产力的重要方面。

通货膨胀率最高的一次是1994年的24%,其他年份8%、9%就算是比较高的了。樊纲认为，尽管人民币要真正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是这标志中国实力的提高，也标志中国货币的稳定性。

在供给给定的情况下，如果突然出现需求过剩，通常需要抑制这种过剩，防止通货膨胀;需求不足时，通过宏观政策去弥补这种不足。二是资本的积累、储蓄、资本运营的效率提高，包括资本市场的发展和直接融资渠道的发展。

而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即使像德国和日本这样银行起的作用比较大的经济体，直接融资都会占到30%--40%，美国直接融资占的比重甚至占60%--70%。直接融资是真正的短板 2015年，中国资本市场大起大落，跌宕起伏。

今年12月1日，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距离上一轮评估整整五年后正式宣布，人民币将于2016年10月1日加入SDR(特别提款权)，这被誉为中国经济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里程碑。而其他很多国家动辄20%，100%甚至1000%。他认为，要进一步改进我国外汇体制，第一步就是不要再回到盯住美元的制度，而是与各国货币相关联，从而推动越来越多的国家因为储备功能而使用人民币，让人民币的国际化真正上升到新水平。那么，货币政策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如何?货币政策未来的走向又将如何?近日，《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原委员樊纲。

这些问题涉及到生产力的提高和长期的增长趋势，也就是潜在增长率提高的问题。樊纲说，中国经济长期的问题就是供给侧的问题，而调节需求的政策是短期政策，长期政策和短期政策需要两相结合。

这两个方面都是需要做的，在不同的情况下和不同的时间点需要利用这些政策来稳定供求关系，使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外界呼吁完善股票市场各种规则，同时需要更多的政策和立法来保障各种直接融资渠道的畅通和形式的稳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正日益凸显。进一步改进外汇体制 目前，中国经济的种种迷茫来自哪里?未来，又将走向何方? 樊纲认为，过热是主因。

这个问题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也是困难最多的问题，要解决的话需要时间。四是体制改革，包括法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国企和民企的关系。不能用长期政策替代短期政策 樊纲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通常所说的体制改革、发展教育、创新、产业结构调整这一类问题。樊纲说：不能说用长期政策替代短期政策，否则金融危机来了怎么办?为了应对危机，还是得采取一些需求方面的政策

原来担心金融的信用风险、违约风险，因为互联网就不怎么需要担心了甚至通过互联网，金融交易的两方不需要认识，不需要见面。但现在社会不完全依赖于血缘关系了，这是第一点，非常重要。

但我认为也没有必要成立一个专门的互联网金融监管部门。互联网金融的话题过去两年非常热，但如今又太沉重，以至于举办这样的的活动要受到投资受害者的影响。

现在骗的空间和骗的人数在数量级上发生很大变化，这个我一直在呼吁、强调。首先非常感谢《经济观察报》和新金融家联盟，新望院长给我一个新的头衔，就是新金融家联盟学术委员会主任，在我的简历上面，主任头衔比较少，只有一个清华大学量化历史研究室的主任，所以，我非常高兴接受这个新头衔。